从朴正熙到朴槿惠，韩式宿命与潜规则
4月6日下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作出一审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24年，罚款180亿韩元。此前，朴槿惠已经“抵制”审判长达数月，再加上法院不顾朴槿惠意愿决定直播宣判，朴槿惠本人并未出席判决。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46期。
宣判现场
从1987年民主化后的第一任总统卢泰愚开始，所有韩国民选总统皆以深孚众望登台，以身败名裂收场。吞噬他们的从来都是二者：亲信和与财阀相关的贪腐，概莫能外。对今天的朴槿惠来说，殊途同归背后的推手并不是“宿命”，而是父亲朴正熙的遗产，是韩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它的代价。
殊途同归
1974年，母亲陆英修遇刺身亡。法国留学归国后站在讲台上教书的梦想就此离朴槿惠远去。母亲葬礼结束不过6天，22岁的她胸口别着白色小花，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参加了预定的“第一夫人杯母亲排球大赛”。对自己人生，朴槿惠怀有深深的宿命感。她一直记得大学时代的两个梦：“在大风大浪的海岸边，因为浪太大，我与周围的人全部躲到了灯塔下方。就在那瞬间整个场景突然转变，灿烂的阳光下出现了平坦的康庄大道。路尽头的小山丘上升起了耀眼的太阳，是一个既美丽又火红的太阳。”“我被环绕着璀璨蓝光的宇宙包围，这个光环一边转动一边逐渐向我逼近，散发的灿烂光芒既美丽又神秘。”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她的人生必将不会平凡。
1979年6月30日，朴槿惠陪時任总统的父亲朴正熙接待美国总统卡特一家
2012年大选，朴槿惠战胜民主统合党总统候选人文在寅。那是自1987年开始实行总统民选制度后，韩国历史上首次有候选人以超过半数的支持率当选总统。当时的朴槿惠深孚众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相信，她不会与腐败的韩国政坛沆瀣一气。她的父亲、前总统朴正熙以廉洁闻名。朴槿惠未曾婚育，她与自己麻烦不断的兄妹关系疏远。她曾说：为避免亲属滥用国家权力，弟弟朴志晚在自己执政期间甚至将不会被允许迈入青瓦台的大门。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没有家庭可以照顾，没有子女可以继承财富。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廉洁与公平一直是朴槿惠的政治标签。2004年，新国家党由于贪腐丑闻濒临绝境，朴槿惠挺身而出当选党首。彼时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卖掉气派的十层党部大楼“还债”。上任第一天，她和部下一道摘下党部门口的铜牌，众目睽睽之下抬着它走向汝矣岛用帐篷搭建的党舍，宣示断绝腐败的决心。当选总统后，朴槿惠的标志性主张是推进“经济民主化”，意在促进中小企业等经济弱势群体的发展，遏制大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限制财阀对于国家生活的过度掌控，从而确保政府和官员的清廉。
如今，证言连同传闻一道，使朴槿惠的过往一切都像是一场作秀和谎言。人们看到，没有任何一官半职的崔顺实，仅仅以总统的闺蜜身份就得以在德国开设14个虚体公司，挪用“Mir文化财团”和“K体育财团”的资金。而包括三星在内的大财阀们则在心知肚明的情况下纷纷倾囊相助，注资890亿韩元之巨。青瓦台难以摆脱干系。刚去职的青瓦台首席秘书安钟范承认参与其中，并表示，他都依总统指示行事，“崔顺实是与朴总统直接进行交易”。甚至，总统的闺蜜可能直接干预政策制定并从中牟取私利。2016年韩国教育部支援的9个项目中，崔顺实的女儿以特权就读的梨花女子大学是163所私立学校中唯一得到8个项目支援的学校。极为讽刺的是，打击私校腐败还曾是朴槿惠振兴新国家党的“旗帜工程”。2005年12月，针对韩国私立学校财团贪污严重的问题，卢武铉政府和执政的开放国民党提出《私立学校法》修正案，主张私校理事会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开放型理事。朴槿惠带领新国家党进一步要求同时公开全部理事会会议记录，导入公营监事，公开账目，并将预算与结算透明化。当时，执政党未能采纳意见，还被朴槿惠斥为私校法“已遭绑架”。
民众的失望解释了朴槿惠的处境。她的支持率跌至5%，超过金泳三（6%）变成韩国最不受欢迎的民选总统。朴槿惠的境遇虽令人意外，但却并没有偏离韩国政治的一般路径。
汉江模式
1970年，朴槿惠进入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程系就读。她在自传里谈到，自己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青瓦台经常有各领域的专家前来拜访，她偶尔会坐在一旁听父亲与他们谈话。一次，一个博士提道：“小小一个半导体就值20美元到30美元，装满一个‘007’皮包的分量就是几万美元，我们韩国应该要拼电子产业。”
正是在1969年夏天，韩国工商部向总统朴正熙提交了一份电子工业培养方案。工商部企划管理室吴源哲室长向总统做了两个小时的汇报，他提出，为了重点培养电子产业，政府需要投入140亿韩元。朴正熙听完，扭头对管理经济企划院的金鹤烈说：“那按工商部的方案执行吧。”1976年，电子产品出口额大大超过了当初的目标（4亿美元），达到了10.36亿美元，占当时总出口额的17.6%。这便是今天韩国电子通信产业的起步。
1917年，朴正熙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自幼家境贫寒。日据时期，他考取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开启从军之路。日本投降后，他进入国防警备队士官学校并一路升迁，1960年官至釜山地区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和第二军副司。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闪电般地夺取了政权。
朴槿惠的父亲是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母亲陆英修
1961年美国编制的《关于韩国现政府的特别情报评估书》这样描述这个新政权的特征：“（现在统治韩国的军人）他们的大半生都在军队度过，积累了相当多的战斗经验，其做事方式不同于知识分子与专业政治家”，“他们具有威权主义国家观，并确信要治好经济、社会与政治的疾病，就要建立公众纪律性强与中央集权巩固的政府统治。韩国新的统治阶层正准备给韩国人的生活注入新秩序和纪律”。
朴正熙为他的威权政府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将“经济第一主义”作为“政府的全部工作”。当时的韩国，经济事关政府的生死存亡。一组数据说明了“三八线”两侧的力量格局：韩国与朝鲜的年产煤量、发电能力、化肥年产量、水泥年产量与粮食产量之比依次为590/1200（万吨）、20/116（万千瓦）、3.8/86（万吨）、51/207（万吨）与600/220（万吨）。只有粮食这一项韩国高于朝鲜——韩国本来就是朝鲜半岛的农业区。而从50年代后期开始，朝鲜正在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千里马计划。1961年，美国《国外时事》杂志评论道：“在经济成长上，朝鲜优于韩国。对韩国人来说，不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汉城和平壤之间进行选择。”
对朝的紧张感覆盖着朴正熙的整个执政生涯。美国南加州大学韩国研究所主任康灿雄（David C.Kang）指出，即便美国一直在韩驻军，但朴正熙从未真正信赖过美国的安全承诺。到60年代末，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不再可能向李承晚时期那样为韩国经济提供大量补助，而在1969年，美军又从韩国撤出了一半的驻军。这都意味着，韩国必须自力更生。1970年，朴正熙在新年讲话中说：“即将到来的70年代将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做好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威慑、摧毁朝鲜军事威胁的准备……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经济基础，就无法去想国家安全和战争问题。”
朴正熙每月都亲自主持经济会议讨论经济形势，一个季度召开一次提升科学技术的研讨会。朴正熙定期接见各部长了解经济情况。令这些属下吃惊的是，朴正熙总是能够知道他们都干了什么。60年代，一个美国顾问说：“朴正熙每次与部长们见面后都会留给他们新的指令，这些指令大多是关于明年经济目标翻番的计划。”
朴槿惠记得，母亲陆英修陪同出访，由于常常要站上一天，脚会肿得很厉害。一位随员告诉陆英修，韩国国产皮鞋弹性没那么好，建议在国外买双舒服的皮鞋，结果被陆英修一口回绝：“万一传出去说韩国产皮鞋质量不好怎么办？”1964年开始，朴正熙主动向美国提出向越南派兵，以此获得美国国际发展署向韩国提供了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为越战韩军付账，支持韩国在越投资等条件。1965～1972年，通过向南越派兵，韩国所获得的直接外汇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不包括美国提供的无偿援助）。因为对韩国优先采购，1966～1967年，韩国钢铁制品生产总量的94%、运输装备生产总量的51%、化学制品生产总量的40%都出口给了南越。韩国政府甚至以美国提供的副食品和野战口粮不适合韩国人体质为由，要求美国政府为在越南的韩国士兵采购包括泡菜在内的韩国食品，从而拉动了韩国泡菜等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成为1967到1971年，朴正熙政府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得以达成目标的关键性的支撑。
2004年，韩国盖洛普调查“韩国人最喜欢的历届总统”，曾经的大独裁者朴正熙以48%的支持率雄踞榜首，排第二位的“民主斗士”金大中仅为14%。朴槿惠2012年当选总统时，一些选民依然在期盼她重演朴正熙上演的“汉江奇迹”：1966～1970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4%（朝鲜同期为5.8%）。1971～1975年，韩国年均增长仍达9.7%（朝鲜同期为2.3%）。1962年韩国人均名义GDP为87美元，1979年朴正熙去世时，这个数字是1764美元，为1962年的20.3倍，年均增长19.4%。韩国社会业已形成一个共识：朴正熙是韩国的“现代化之父”。
韩国前总统朴正熙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朴正熙执政时的韩国启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条件大不相同：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滞后，市场也远远不够健全，势单力薄的民族经济还承受到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挤压和威胁。这意味着推进工业化和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很难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完成。
朴正熙深知这些弊病，他曾明确表示他对在韩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想法：“对政党政治的严格控制，结合充分发挥自由经济的作用，是穷国经济发展的最好药方。”他将日本“二战”前的发展视为蓝本，提出了“指导的资本主义”——由政府大力扶持企业家阶级，增强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
朴正熙上台后不久立即以政权收拢“财权”，他对银行实行国有化，政府拥有全国商业银行的主要股份并决定着储蓄和信贷利率，以此作为引导和规范企业资本流向的重要手段，同时通过改善国际关系，以国家做担保等方式吸收大量国际贷款。根据国家总体目标，政府通过海外贷款市场投资配额和税制改革、汇率改革、财政支持等多种手段来牢牢控制及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
在60年代初的几年时间里，朴正熙利用“权”和“钱”创造了一套赏罚分明、极为有效的“刺激体制”，其实质是帮助私人企业加快资本积累。就银行贷款而言，1962～1971年，政府将国民总值的大约3%作为低息贷款或负息贷款奖给了私营企业，1972～1979年这个比例增加到10%。而企业依据自己的经济实绩来获得政府贷款、进口许可、减免税收等政策收益。
与此同时，政府虽并不干涉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但会通过这套激励体制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他在政府设立经济企划院，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决策机构，在级别上仅次于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和总理办公室，统一掌管财务、商工、农村、建设等主要政府机构业务的权限。到1967年时，政府经济职能部门从李承晚时期的44个陡增至295个。朴正熙经常召开大企业家和银行家的联席会议，认为什么项目有发展前途，就会当场指定某家银行给该行业提供优惠贷款。
军团
2013年5月，朴槿惠作为新当选总统首次访美，访美使节团包括三星李健熙、现代郑梦九、LG具本茂等韩国大企业老板。表面上，大规模使节团访美是“宣传国家经济的说明会”，但实际上，这是为自称“做一个中小企业总统”的朴槿惠接见大财阀代表预置的“屏风”。韩国财界把这次机会看作朴槿惠上任后首次财阀总裁座谈会，只不过，场所移到了美国。一个证明是：李健熙在美国出席了总统的早餐会，但却缺席了按说更为重要的韩美企业家午餐活动。
2013年4月，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
朴槿惠对这样的场景应该十分熟悉。几十年前，三星、现代、LG等财阀同样是青瓦台的常客。只不过，那时的会面属于上一代人。朴正熙接见的是李健熙的父亲李秉哲、郑梦九的父亲郑周永、具本茂的父亲具滋暻。
朴正熙的汉江模式是对企业利润“论功行赏”，但他同时也有所偏好。他明确主张，韩国应当建立一个以大企业为骨干的经济体系。这依然是出于对效率的追求：大企业在资金、技术方面拥有优势，有条件利用国际最新技术，国际竞争力更强。
1961年，朴正熙上台时，韩国已经有一批家族企业，他们的发展路径大约相同。1930年以后，韩国的企业和垄断公司都为日本人所有。独立后，占整个产业的80%的2567家日本人企业通过变卖成为韩国私人企业的家底。同时，李承晚将美国援助的钱和物资分配给“有关系”的企业。“三星”“大韩”“金星”（LG的前身）就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但它们的规模依然有限。
朴正熙在处理政企关系上显示出了高明的政治手腕。6月16日政变，30日军政府便认定“韩国经济协会”捐给民主党15亿韩元的政治资金，将其解散。同时，重建国家最高会议公布了《处理非法敛财特别法》，宣布逮捕12名官员、5名将军、12名企业家。军政府公布的全韩企业家非法敛财总额高达400多亿韩元，其中罪名最大的是三星物产的董事长李秉哲。军政府认定他在50年代初政府拍卖日本人遗留工厂中通过关系和贿赂而承标，并通过逃税、政治捐献等方法积敛非法财富101亿韩元。
事发时，李秉哲正在日本，听到风声便宣布把三星物产的所有财产捐给国家，其他被捕的企业家便也仿效以求脱身。朴正熙的目标并不是搞垮企业，而是将这些企业纳入到自己的发展计划。他行将推出自己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是开发电力、通讯、石油、提炼、港口、交通、仓储、建筑等基础工业，为以后的出口扩张打基础。因此，朴正熙召集其中的10名企业家开会，双方达成交易，政府将免除对大多数企业家的检举，现存财产将不没收，企业家们可通过建立新的基础工业公司，并赠给政府一定股份的办法作为补偿。在朴正熙提议下，12家大企业经过商量成立了“经济重建促进会”，同年8月16日扩大编制，改名为“全国经济人协会”。这个组织后演变成“全国经济人联合会”，自命为“国政助手”，成为政府与企业紧密合作的平台。在如今的丑闻里，崔顺实实际管理的两家体育财团正是通过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从大财阀募集资金。
朴正熙让在政府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大企业成为韩国进军世界市场和经济发展中“攻城略地的军团”。1967年，在朴正熙的要求下，现代集团的郑周永承接了京釜高速公路工程。公路全线竣工后，朴正熙亲自主持庆典，并授予郑周永一枚铜塔产业勋章。在朴正熙时代，韩国公司变得像是军事化组织，要求雇员剪短头发，穿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写着姓名标志。企业还使用许多军事术语式口号，如“工业战士、边建设边战斗”“出口战”“占领100亿美元出口高地”等。企业家把员工的思想统一起来，教育他们像孝敬父母一样忠于公司，为公司服务即是为国家服务。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使韩国企业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走完了由小规模家庭公司到大规模家族企业，再到垄断企业的过程。70年代中期，韩国有大中型私营企业500多家，其中最大的20家财阀已经占到制造业GDP的30.2%。
覆水难收
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金玩熙被邀请到青瓦台给高官们讲电子产业。中午，总统朴正熙邀请他共进午餐。令金玩熙印象深刻的是：“饭食朴素得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为总统准备的。唯一的肉类就是炖排骨。而那个排骨朴总统也几乎全部放在了我的前面。”
这是几十年后，独裁者朴正熙为韩国民众所念的另一个原因。朴正熙或许嗜权，但并不贪图物质。他的袜子补过5次左右后才扔掉。他每天必吃面食，中饭常常就是一碗面条。他虽然喜欢喝酒，但也不过是粗糙的浊酒。他带头使用国货。他发现韩国产的领带质量很差，打好后松松垮垮，为此还特意要求开发与国外同等质量的国产领带。朴正熙厌恶政治沙龙，很少出席盛大的宴会，对于政界要人所热衷的高尔夫球更是不屑一顾。每到乡下视察，朴正熙总要光顾一下小食店，这里有他想要的亲切感。执政18年，他没有受到任何有关腐败的指控。
但是朴正熙也已经意识到一点：他建立的现代化韩国滋生了一种难以根除的疾患。1975年，朴正熙推行了被称为“庶政刷新”的大规模反腐运动。“庶政刷新”罗列了12种不合格官员的罪名，如索要礼品、懒惰、刁难民众、走后门、拥有豪宅、钱财来源不明、有情妇、没有工作能力，甚至于“喝咖啡”。运动由中央发动，各级政府各部门都组织了专门应对运动的指导班子，下放指标，要求下属部门列出不合格官员，统一清理出官场。凡被查出有问题的官员，除了本人受到处分之外，上司和负有监督责任的官员也要处分。对于被开除的官员，政府还要跟踪调查，防止他在新的公职部门任职。此外，被开除者也被禁止在与他有经济关系的私营部门中任职。仅1977年，“庶政刷新”运动就惩处了行政人员5.1468万人。
如此严苛的反腐背后是业已控制不住的贪腐野火。在50年代曾经名声很响的韩国三星集团到六七十年代发展速度减慢，在韩国十大企业中的排名一度降到第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与政界的关系相对比较疏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里·贝尔曾说：“因政府介入了经济，才衍生了腐败，介入越多，贪污贿赂就越严重，哪个国家都如此。”这言简意赅地解释了韩国病的病因。政府扶持企业的力度如此之大，使政府扶植哪家企业、不扶植哪家企业，往往成为决定着企业谁生谁死的决定性因素。企业为了得到政府优惠掀起了行贿政府官员的激烈竞争。而官员也乐于利用手中的行政决策权和资源分配权接受寻租企业的“酬谢”，分享寻租企业的“利润”。这种结构性腐败在朴正熙执政时期已经十分严重。
朴正熙完全基于个人权威强力推行的反腐政策，遭遇到了铜墙铁壁般的制度性抵抗。“庶政刷新”处罚了底层级的政府官员，却对权力的源头无计可施。朴正熙最得力的左右臂膀——民主共和党副总裁、总理金钟泌和中央情报部长官李厚洛——都不能像他一样独善其身。金钟泌有250万美元财产来自“公司酬金”，李厚洛从41家公司和个人手中收受了总共超过了29亿韩元的贿金。事实上，到后期，朴正熙的反腐基本只剩下对下属的斥骂了。
朴正熙死后，全斗焕继任总统。青瓦台不但沦陷，其腐败甚至变得名正言顺。全斗焕常在青瓦台设宴，企业界的巨头们则心照不宣地当场开出10亿韩元的支票。全斗焕回赠一句名言：“政治资金不要给别人，直接拿来给我。”他解释说，这是为了“不再重蹈过去通过政府和党的高级干部各自筹措资金形成权力型腐败温床的覆辙”，“统一政治资金的窗口已经由本人直接掌管起来了”。1985年，全斗焕政府在所谓的“工业合理化计划”中强行解散当时的韩国第七大财阀国际ICC集团（Kukje-ICC），将其并入其他公司或收购，只是因为该集团总裁拒绝向“日海财团”等敛财工具缴纳总统要求的数额。“日海”是全斗焕的雅号。“日海财团”建立的托词是帮助国家光复、防卫等有功的人员，推动教育事业。在崔顺实丑闻里，“Mir文化财团”和“K体育财团”的幌子是发展文化体育事业，使韩国人不得不想起“日海”的往事，令朴槿惠更加难辞其咎。
2013年，朴槿惠在总统就职典礼致辞中曾恳切地说，她“将尽力支持经济结构重组”，“彻底断绝大企业故意压低供货价格、夺取中小企业辛苦开发的技术成果、肆意侵害中小企业的地盘或进行不公平交易等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民主化后，控制财阀对国家经济、政策资源的垄断是政客们常常讨论的话题。但谁都无法回答第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斩断财阀与权力的联系？
2013年2月25日，朴槿惠宣誓就任韩国新总统
朴正熙的时代，由于权力的集中，国家尚在与财阀的博弈和合作中占据主动，但民主化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使政治权力分散。而财富却是在不断集中的。2012年，韩国名列前茅的四大企业集团三星集团、现代汽车集团、SK集团和LG集团的资产总额相当于当年韩国GDP的64%。换而言之，民主化时代，政客更需要财阀。
选举费用高昂且逐年升高。募集选举资金就成了韩国腐败的一个直接动因。根据《政治资金法》，企业也可以给候选人提供部分竞选经费，但同样有限额，赞助方与接受方都得有明确的资金往来账户记录在案。但实际上，存在账目极为模糊的大量非法献金。为躲避追查，这笔钱甚至常以现金形式支付。第16届总统选举时，新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的幕僚崔某收受SK财团100亿韩元非法资金。这笔巨款是SK财团派人分装在多个购物袋中，分几次用汽车送到崔某的私人停车场的。
金钱的诱惑如此之大，连金大中这样的“民主斗士”也不能免俗。1997年第15届总统选举时，按规定民主党候选人金大中只应有310亿韩元经费限额，但媒体估计实际需要5000亿至6000亿韩元。这个巨大的资金缺口只能从企业筹集。2000年议会选举时，现代集团送给执政的民主党的资金达200亿韩元（仅检方查出的部分），同年韩、朝首脑会谈之际又替金大中政府向朝鲜秘密汇款5亿美元。以此为代价，现代集团从政府得到的回报是高达33万亿韩元直接和间接的优惠贷款。
在民选时期的历任总统里，卢武铉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拒绝与财阀同流合污的平民政治家。2002年，卢武铉强化了对财阀企业的改革计划，包括提高企业经营透明度、保护中小股民利益、严防财阀的后代通过非法手段继承企业经营权等等。同时，他还建立了韩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这种打破游戏规则的行为遭到了强烈的抵制。2004年3月，在野党企图以违反“选举法”等罪名推动国会通过弹劾总统的动议案，引发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宪政危机。卢武铉还曾试图对检察机关进行改革，削弱财阀集团对其的操控，结果改革的主要目标也在后者的强烈抵制下流产。卢武铉卸任后，正是检察机关在尚未坐实卢武铉家属受贿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将案情的有关细节透露给了新闻界，导致全国掀起了一场舆论声讨。卢武铉困境的另一面是，韩国民众并没有为他的努力买账。他执政期间，国家经济低迷、失业严重。总统与财阀间的对峙并不能缓解这种局面。他早有前车之鉴：金泳三政府履职之后制定的“新经济百日计划”因为财阀企业的消极投资和消极合作而不见成效时，民选出来的金大中总统为了向选民交出一份有可见成果的经济答卷，不得不直接出马与30大财阀企业的老大一一面谈，邀请财阀企业在经济建设方面给予合作。
在2007年的总统选举中，李明博为首的保守势力以振兴经济的口号重新入主青瓦台，立刻废除了前两任总统执政时期一些限制大企业无限扩张的政策。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称，韩国十大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在李明博执政期间新增了212家（52.2%）。另有统计显示，十大集团的资产规模扩大了56.9%。在李明博执政几年中，几个大企业集团销售额和利润的年增长率都在韩国GDP增速（3%上下）的两倍以上。
李明博执政期间，三星和现代都被曝丑闻。现代汽车集团总裁郑梦九涉嫌贪污900亿韩元资产，并给旗下子公司造成2100亿韩元的损失，被判处3年徒刑，缓刑5年。三星总裁李健熙则制造假账户、偷逃税款。韩国司法对郑梦九和李健熙都是重罪轻判。判决书先是肯定了现代汽车和三星集团在韩国经济中的地位和贡献，然后为郑、李二人陈情：“为了振兴国家经济”，“考虑到当事人这样做是为了企业的经营权不至于旁落”，“他们的问题与普通渎职罪不能简单等同”，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能机械地应用，要“适当考虑个别特殊性和时代背景”。
朴槿惠同样对大财阀网开一面。2015年8月14日，总统对6527名服刑人员实行特赦，以庆祝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朴槿惠当天表示，此次赦免对象以“生计型”犯罪为主，包括韩国第三大财阀家族企业SK集团会长崔泰源等14名财经界人士。韩国法务部官员表示，特赦“给了他们为这个国家经济做贡献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帮助提振经济”。
帝王总统
1997年重返政坛以后，一位做陶瓷的朋友向朴槿惠介绍了“戒盈杯”。这种酒杯在杯底设小孔，斟酒若超过七分满，杯中之酒便会全部漏掉，一滴不剩。在朴槿惠看来，杯子的设计充满了古老的哲理智慧。她当场就将戒盈杯列入了自己招待宾客的礼物清单。在自传《绝望锻炼了我》一书里，朴槿惠不无得意地提到，2007年2月，她访问美国国务院的时候，助理国务卿希尔就将一只戒盈杯放在书桌上。那是他结束美国驻韩大使任期即将回国时朴槿惠赠给他的。在2007年2月的朝美会谈上，希尔还提到了这只杯子。他警告朝鲜方面，如果要求太多会使协商破裂，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戒盈杯
然而，戒盈杯的谶语似乎更适合用于韩国总统们身上。当选总统时，他们戒盈杯里的声望似乎就已经达到了七分满的制高点，随着执政的推进，声望就如酒水般漏尽。而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是权力的注入。就在今年初，朴槿惠曾经预见过自己的命运。当时，青瓦台方面核心人士曾说，朴槿惠考虑分散总统的责任和权限，可能会将青瓦台的部分权限和人员转移到总理室。这是因为她深感韩国目前的权力体系必然导致的总统工作失败。其实早在2007年出版的自传里，朴槿惠就曾写道：“帝王式的总裁制应该废除，这才是核心。”
朴正熙时代完全以效率优先而不是民主优先的原则组织政府。政府的权力结构以总统为中心，权力自上而下单向流动。威权政治的顽强遗存，一方面是政商勾结，另一方面则是“帝王总统”。
民主化以后，韩国虽然进行了分权设计，但总统依然保留了巨大的权力。这样的设计具有部分客观因素。1973年，小亚瑟·施莱辛格基于美国当时的情况提出“帝王总统”这个概念。他注意到，在越战时期，美国总统的权限不断扩张，其中有些是宪法明确赋予的，有的则是在长期的政治实际运行过程中逐渐发育出来的。施莱辛格认为，帝王式的总统权力的出现主要来源于对外政策领域的压力：在对内政策方面，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参与度较高，他们对国内形势有自己比较明确的判断。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他们时常表现出受行政部门胁迫的倾向。国际矛盾越是深刻越是紧迫，国会就越容易手足无措、难以决策，总统的绝对操纵也就越容易实现。而在韩国，与朝鲜常年对峙造成的安全处境客观上为一个“大总统”的存在制造了合理性。
韩国总统的权力有多大？韩国学者文宇镇在他名为《韩国总统权力与政府议题设定和立法结果》的研究中对其进行了量化测评。根据他的研究，宪法明确规定的总统权力包括总统否决权、部分否决权和保留否决权，韩国总统的得分为９分，接近1969年宪法体系下的智利总统。非宪法明确规定的总统的权力包括总统组成、解散内阁的权力，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等。在这一项上，当今韩国总统的得分依然高达11.5分，和南美威权主义国家的总统得分相差无几。
从更深的层面来讲，韩国的政治现代化还背负着东亚国家普遍背负的传统包袱。韩国是典型的儒家政治文化国家。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韩国以忠孝为支持的儒教秩序，经过长期的体验和教化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权威为核心的“整体号召机制”。本国的传统政治价值与从美国直接移植而来的政治价值的本质不同，构成了韩国政治价值的二元结构。
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政党的运作方式正说明了这一点。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广为人知。日本的自民党也大名鼎鼎，但人们却很难记起韩国的党派和他们的主张。事实上，这正是因为韩国政党是以领袖，而不是以政治理念为核心建立的。朴槿惠曾在自传里这样描述：“党内的总裁一个人就拥有公荐权等党内所有的决定权……所以再怎么聪明的人只要进了政党都必须排队等待，不是看国民的脸色，而是看拥有公荐权的党总裁的脸色。”而直到2001年末，韩国总统一直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兼任执政党总裁并行使实质上的公荐权。2001年末，作为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一环，韩国实现了制度上的党政分离，总统不再参与执政党的运作，但政治操作往往是按照潜规则而非明规则来运转的。韩国学者文宇镇对韩国第17、18届国会进行分析，发现执政党对总统的忠诚度超过了90%，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政党就成了总统实现个人意志的重要通路。
总统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凝聚性，恰是因为权力的集中。从一开始，总统候选人就会选择对自己忠诚的议员来组成政党。在保守政党中，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的意见在党内公荐过程中能够起到决定作用。包括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在内，韩国总统拥有各种各样的职务任命权，而不需要国会的同意。作为立法部门首长的国会议长虽然名义上是由国会选举产生的，但总统内定已经逐渐惯例化，而且总统可以通过任命自己的亲信组成检察院的领导机构来达到通过检察权力控制国会议员的目的。
此外，韩国总统还拥有预算编制权这一制度武器。在纯粹的总统制国家里，预算编制权一般是为议会所有，但是在韩国，它属于政府。议员们要为选区获得尽可能多的预算金额，就必须与掌握预算编制权的总统搞好关系。
而在总统权力的扩张过程中，青瓦台的辅佐成为一个重要因素。青瓦台由秘书室和警卫室组成。秘书室是总统的参谋机构，警卫室则负责保护总统及其家人的安全。在韩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青瓦台也在不断扩张。总统的秘书室长负责管理秘书室的工作人员、提供总统要阅读的文件或安排总统要见的人及转达民意等事务，相当于守门人的作用。此外，秘书室长还承担着政策咨询、政府重要的人事任命咨询以及充当总统挡箭牌的角色。秘书室作用的强化意味着与总统最亲近的人对总统的政策决定施加的影响最大，进一步使亲信政治和密室政治有了存在的可能。
这就是为什么11月5日，朴槿惠接受了青瓦台总务秘书官李在万、青瓦台附属秘书官郑虎成、国政宣传秘书官安奉根的辞呈。这三个人被称作“门环三人帮”（实权三人帮）。而外界长期以来都怀疑他们是由崔顺实、郑润会夫妇推荐。
韩国《世界日报》于2014年11月28日曾曝光青瓦台公职纪纲秘书室的一份内部报告，内容为郑润会定期与包括3名青瓦台秘书等朴槿惠的10名亲信（报道将10人称为“十常侍”）会面，干涉国家事务。
闺蜜
“帝王总统”对决策权的垄断决定了政治权力私用几乎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任人唯亲成为掌权者实践权力的手段。美国南加州大学韩国研究所主任康灿雄（David C.Kang）指出，韩国总统的权力圈子常常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亲属。韩国人把家庭看成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基本单位。这种现象并没有因为国家的现代化而消失。就像当人们提到“现代”和“三星”时，人们真正谈论的是郑周永、李秉哲和他们的家族。朴正熙执政时，最得力助手、前国务总理金钟泌，其岳父是朴正熙的兄长朴相熙。在李明博政府时期担任过国务总理的韩升洙曾在朴正熙政府担任外交部长。韩升洙是朴正熙妻子陆英修姐姐陆仁修的女婿。
另一类人是同学。1961年，朴正熙当上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后，便提拔了其在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李周一、金东河和金润根等人分别担任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副议长、财务经济分科委员长和交通通信分科委员长等要职。在起决定性作用的９名常任委员中，朴正熙在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就占了４名。
尽管朴槿惠一直极力撇清自己，但其政府并非没有受到过任人唯亲的指摘。有学者注意到，朴槿惠上台后，弟弟朴志晚在陆军官学校第37期的同期同学几乎包揽了军队的核心要职。韩国国家军队机务司的张经喻少将就任不满６个月便被急速换下，接任的李宰沫中将正是朴志晚的同期同学。而之前，李宰沫中将2012年的4月才由少将提为中将，距离再次提拔仅6个月。此外国防司令官全仁绝少将、赵宝根少将在任期内都快速晋级为中将并升为国防情报部常务。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朴志晚同期的８位同学晋升为中将。
从国家机构的组成人员来看，朴槿惠总统身边号称具有政策决策权的“智囊团”几乎都出身于岭南地区。检察院、警察局、国税厅、审查院四大权威机关官员里，岭南地区出生者占40.8%。岭南是韩国的一个地区的非正式称谓，包括庆尚北道、庆尚南道、釜山、大邱和蔚山。朴正熙正是庆尚北道人，在釜山从军，岭南一直是朴家的政治扎根之处。
与前任总统不同的是，朴槿惠按照一般政治规则“论功行赏”，但她却难以信任这些“体制内”的“亲信”。这也是朴槿惠的悲剧所在——韩国人无法相信，他们的总统居然可能需要依靠闺蜜来行使权力。
韩国环境部前部长尹月久曾经与朴槿惠共事过很久，他曾描述朴槿惠：“她看起来铸上了层层铠甲，她感觉没有任何一个人值得信任……她不开放，不与任何人沟通。她不热情，也不冷酷，只是冷冰冰的，一直都这样。朴槿惠与所有人保持距离，这是她的标志。”从政以前，朴槿惠毫不掩饰地将离开自己的人士斥为叛徒。
为何依靠闺蜜而非政治亲信来帮助她处理国家事务，朴槿惠在自传里已经说得很清楚。
崔顺实
父亲被刺杀后的第9天，朴槿惠带着妹妹和弟弟离开了居住17年的青瓦台，回到汉城（现首尔）新堂洞的老房子。妹妹朴槿令曾回忆说，姐姐坐在老宅客厅一侧父亲生前用过的旧书桌前，一一回复缅怀朴正熙的信件，以此消磨时光。
朴槿惠曾说，看着新堂洞寂静的家，“仿佛是被丢在深山中一样孤单无助”。她写道：“在政治圈内不断出现出卖父亲的言论。我们三姐弟连父母亲的祭日也不敢举行任何公开仪式。结果整整6年时间，我们都没有公开举行过父亲的追悼仪式，只和弟弟妹妹在家里一起默默地祭拜他。”“当时连最亲近父亲的人都对我们变得冷漠，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众多不实的消息不断刊登在报纸和杂志版面上，就连表明自己姓名的人说的也大多是谎言，匿名人士说出的不负责任的诽谤则更是多到数不清；况且他们说的事情当中有些我就在现场，连这样也能被夸大扭曲，仿佛真事一样到处胡说。”“维新时大声喊着‘只有维新才是活路’的那些人，在父亲离世后竟然改口说：‘当时我们能有什么力量反对他呢？’我真的觉得人生很悲哀。”而这些背叛者当中，甚至就包括她的亲属、朴正熙一辈子的助手金钟泌。
朴槿惠从此对政界的亲疏有了刻骨的认识。“人们在没有明确的信念之下，为了追随权力甚至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主张，彼此没有信义只有算计。能够遵守原则和信念，用一贯的哲学开拓政策的政治家，简直少之又少。”她写道，“一旦尝到权力滋味的人，就会成天为了不失去权力而战战兢兢，他们不会选择险峻艰困的道路，反而会找寻快捷方式，想要快速成为政坛上的明星。权力这种东西感觉一辈子都能握在手里，但其实某天会突然像风一样消失。”
一生与权力纠缠，朴槿惠曾说，她收到过数不清的礼物，但是2006年“5·31”地方选举时，她脸部遭到割伤住院后收到的礼物却真正让她难忘：一位六十几岁领日薪的临时工人送来了四小瓶牛奶；一名女大学生送了一朵玫瑰花以及一封信。似乎，她只能从那些隐身于政治之外、在危难中伸出援手的人们身上去寻找亲近和安慰。正是因为如此，她选择在父亲死后陪伴在她身边的崔顺实。2006年那次死里逃生的袭击后，守护在她病床边的也正是崔顺实姐妹。
1979年10月26日清晨，朴槿惠和父亲道别。朴正熙离开了青瓦台。下午3点左右，朴槿惠在青瓦台接待贵宾时还听到直升机的声音，她知道父亲已经回来了。等到她空闲下来，却被告知，总统已经和其他人有约，让她自己先在家用晚餐。在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的宴席上，朴正熙批评金载圭及其领导的情报部门工作不力，金载圭拔出了手枪。就这样，朴正熙死于心腹重臣之手。37年后，朴槿惠的遭遇也莫过如此。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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